年中，又到宏观政策复盘的关键时刻。
2025年，特朗普发起的全球关税战对中国出口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国内房地产市场尚未看到反弹迹象，经济不确定性增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一季度为5.4%，二季度为5.2%。上半年“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2%，投资贡献率16.8%，出口贡献率为31.2%。其中，二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2.3%，较一季度略有提升，投资贡献率24.7%，出口贡献率23%。消费是促进GDP增长的主动力。
“国补断档”亦将“促消费如何续力”的讨论再次推至台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向《财经》表示，从长期看，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
余永定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实际与人均收入水平类似国家的差距并不大，但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我们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推动消费，提高消费增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经济面临压力的情况下，直接促消费面临许多挑战。他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应该在刺激经济增长上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远未“饱和”。鉴于2025年中国面对的严峻外部挑战，在“十五五”规划中，他建议政府可以安排一些同当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期类似的大项目。
Q：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以往的“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该由“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对此你如何看待？余永定：并不存在“消费驱动”的增长方式。关于“消费驱动”，谈论最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例如克鲁格曼声称，中国长期以来“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使中国经济濒临金融危机的边缘；萨默斯则认为，中国“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西方学界谈论中国的“投资驱动”时，是指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和增长模式。这同在某个特定年度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速实现某个特定经济增速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如2025年如何通过提高消费增速，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
前者是中、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是如何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供给方问题；后者是短期宏观调控问题，是供给能力给定条件下，如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使年度经济实际增速等于或接近潜在经济增速的需求方问题。
在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中，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任何理论认为存在“消费驱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建立在高储蓄率基础上的高投资率，中国根本不可能在短短40余年中从排名荷兰之后的全球第11大经济体变成拥有强大制造业和完整产业链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有些经济活动或产品可能同时兼有投资品和消费品的双重性质。如健身支出既可以看作是纯粹消费支出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如果说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拉动”作用—或有助于提高潜在经济增速，这种“拉动”应该是通过改善人力资本实现的。但这类“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有多大，还需进一步研究。
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产出是由资本、劳动、技术决定的。产出（或潜在GDP——这里不考虑需求约束）的增速取决于K、L和T的增速，即资本积累速度、有效劳动量增速和技术进步速度。驱动经济增长的变量是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不是消费。
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在他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增长》一书中明确指出，跨国的经验证据表明，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对资本、有效劳动量和技术进步的倚重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投资驱动”“人力资本驱动”“技术进步驱动”之间的区别和选择。但根本不存在所谓“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之间的选择。
当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有效需求不足）时，增加消费需求可以消化闲置产能，使实际经济增速达到或接近潜在经济增速，但消费本身并不能提高潜在增长率。在工业革命前的上千年中，绝大部分产出用于消费和简单再生产，经济增长速度几乎为零。“消费经济”只不过是“零增长经济”的代名词。
如果问：“为了实现5%的GDP增速目标，消费的增速应该是多少？”没人能够回答，因为前者根本不依赖于后者。事实上，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类经济增长模型中，根本找不到消费这个解释变量，“消费驱动”根本无从谈起。
Q：即便不存在“消费驱动”这种增长方式，但生产的最终目的总归是消费吧？你是如何看待消费和投资的关系的呢？余永定：在当期，作为一个资源分配问题，消费和投资存在非此即彼的取舍关系：资本、劳动和技术要么用于生产消费品要么用于生产资本品。但在长期，两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问题。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选择。投资和消费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前人早已解释清楚。
马克思指出“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但“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资本的扩大”按定义就是投资。
庞巴维克在《资本与利息》中提出迂回生产的概念，指出要先生产生产资料（资本品），然后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例如，鲁滨逊最初徒手抓鱼，每天只能抓几条，后来他先制作渔网，每天鱼获可达到50条，再后来制作木筏、渔船，鱼获量大幅增加。
苏联经济学家费尔德曼于1936年提出：如果把较多的资本品分配给资本品生产部门（即更多的投资于投资品生产部门），消费品生产部门的产出就会较少。但由于资本品产出的快速增长，即便分配比例不变，用于消费品生产的资本品也会快速增长。随着时间推移，消费品的产出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最终赶上和超过如果最初更多投资于消费品生产所能生产的消费品的规模。
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说明：在长期，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并非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现在多消费、未来少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未来多消费”的关系。现在多消费还是未来多消费并无“好”或“坏”之分，如何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是公众“用人民币投票”决定的。储蓄应该是居民自主决定而非政府通过某种方式强制的。如果公众认为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过高，希望提高消费率没有任何问题。反之，也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第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比应该适当，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但何为适当，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还是地缘政治问题。储蓄率可以分解为由文化、社会和经济增长趋势决定的基本储蓄率和由经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储蓄率波动。如果储蓄率较高是因为基本储蓄率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无需刻意降低储蓄率。如果储蓄率的提高是“周期性”原因（如受到某种冲击，经济增速下降，收入预期恶化，居民减少消费——凯恩斯的储蓄悖论）导致，政府就需要进行逆周期调节，促使居民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
一般而言，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投资率（资本形成/GDP）会出现逐步下降的倾向，但很难确定投资率的最优水平。在长期，消费率是相对稳定的。在短期，由于各种冲击，消费率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政府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坚持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实施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稳定消费者和投资信心。
否定“消费驱动”增长模式的存在并非意味着投资越多越好。投资同经济增长的关系并非简单正相关的。理论上，投资率存在一个理论最优值。投资率过高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而不是上升。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当长时期，过于强调储蓄与投资，结果则欲速不达。这样的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Q：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率过低，应该把中国建设成消费型经济。对此，您怎么看？余永定：2022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70.6%；但最终消费仅是美国的43%（汇率1∶7）；同年，中国消费率（最终消费在GDP中占比）为53.2%，美国为82.9%。2022年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为44万亿元，美国的商品消费支出和餐饮消费加总为7.2万亿美元。大致可以估算出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支出是美国的87.4%（因口径问题，不完全直接可比）。看上去，中国的消费率过低。
但应该认识到，中美消费结构非常不同。美国最终消费中服务消费所占比重远高于中国，通常在60%-70%之间，而中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在人均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仅为40%多。考虑到中、美消费结构的不同和美国服务消费的价格远高于中国，可以推断中美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差距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大。
我们自身的经验也可使我们感知美国等西方国家服务（如家政、房屋维修、快递、影剧院、律师费等等）的价格明显高于中国。例如，在美国洛杉矶救护车每程服务费平均约为1200美元-1300美元左右。广州救护车5公里左右运送、医生护士各一名出诊等，收费148元。
中国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实物消费品，如汽车、电视等；而美国居民则更倾向于服务消费，如法律、金融、娱乐服务等。中国消费品支出对GDP比明显超过美国。2022年中国GDP是美国GDP的70%左右；社零是美国商品消费支出（包括餐饮）的87.4%。粗估，以商品消费占GDP比衡量，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25倍。如果把房地产消费计入居民消费，中国消费率将会比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还要高许多。
在实物指标方面，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领先于美国。世界银行2021年ICP价格（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2021 prices）显示，中国在居住、教育、休闲和医疗的实际消费量是用市场汇率度量的消费量2倍多。中国生命预期高于美国（2021年78.2岁对76.1岁）也很能说明问题。
总之，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根据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但从消费率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居民消费同世界水平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把中国经济建成“消费型”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什么是“消费型”经济呢？据说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消费支出在GDP中占比高（消费率高），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这种看法的一个问题是把短期需求同长期供给问题混同了。消费支出只能弥补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增速达到潜在经济增速。从长期看，消费支出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零——如果不是如巴罗所说的是负面的。关于这点已有讨论无需赘述。
这种看法的另一个问题是把消费率的高低和消费水平的高低混同了。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生活水平是否高，要看这个国家的消费水平而不是消费率。对不同国家消费率进行比较说明不了什么。消费率最高的国家可能恰恰是陷入贫困陷阱的国家。例如，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低收入国家，消费率常处于80%-100%以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国家，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东亚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高储蓄基础上的高投资是东亚奇迹发生、使之享有较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消费领域中更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招商银行数据显示2.4%的金葵花客户拥有81.8%的储蓄资产。根据李实教授的研究，过去20年中，中国收入差距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现在基本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高位水平。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91，接近0.5的水平。但此后基尼系数出现了缓慢下降，七年时间下降幅度不到3个百分点。2016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处在相对稳定的0.46-0.47之间波动的状态，从这时候起，我们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进一步缩小的趋势，收入差距仍然处在一个高位水平。
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5，该国就是一个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的国家。尽可能缩小收入差距不仅关乎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就宏观调控而言，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即提高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有助于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但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涉及税收制度改革、社保体系改革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难以在短期对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发挥重要作用。
在明确不认同“消费驱动”增长模式或战略的同时，我完全支持当下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增速，增加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的宏观经济政策。2024年最终消费增速为3.87%，明显低于5%的GDP增速。如果不是净出口实现了令人吃惊的高速增长，2024年中国GDP是难以实现5%的增速目标的。
2025年中国净出口的增速将明显低于2024年。由于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约为56.2%，如果消费增速不能达到5%左右的水平，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压力就会大大增加。当然，如果消费需求增速无法进一步提高，总需求其他构成部分的增速就需要提高。从短期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消费，提高消费增速，而是如何提高消费增速。
Q：2025年我国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但中美贸易战阴霾下、出口的不确定性很高。当前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刺激国内消费呢？余永定：作为短期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推动消费增长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消费是居民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具体的促消费措施，学者的建议主要包括发消费券、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制度。刺激消费的主张往往陷入循环论证：为了提高经济增速，需要扩大消费；为了扩大消费，则需要提高经济增速。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呢？
Q：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例是否过低，是否应该通过提高这一比例来促进居民消费？余永定：消费是居民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或永久性收入的函数，通过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应该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过低”似乎是学界的另一个共识。事实如何呢？从官方统计中可以看到，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占比为43%左右，而其他国家普遍在60%以上。但很少人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有两套口径：一套基于入户调查，另一套基于资金流量表。
2022年，基于资金流量表的计算，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3%，同入户调查相差16.3个百分点，差距显著。相信哪个数字呢？入户调查数据需填写问卷，补贴金额有限，低收入群体更愿意参与。此外，部分居民在填写时还有“低报”的倾向。基于入户调查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
与其他国家相比，2022年日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6.22%，丹麦为46.1%，都低于中国按资金流量表计算的59.3%。英国为61.47%，仅略高于中国。尽管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确实可能偏低，但也并不像某些观点所表达的严重偏低。
Q：您一直坚持财政大力投基础设施，观点仍然维持不变吗？许多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基建投资趋近饱和、投资效率低、财政支出性价比不高。余永定：在中国的特定制度环境下，基础设施投资是宏观调控当局可以直接控制的政策变量。基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以及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有效性的考虑，我依然主张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在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下，同其他刺激措施，如与发消费券相比，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1亿元的新增基础设施投资马上会带来1亿元的收入并转化为新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1亿元的收入通过乘数效应会创造出更多的收入。
基础设施投资不仅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一种同市场机制相得益彰的产业政策。政府可能事先不知道人工智能将成为最重要的新兴产业，也不知道电动汽车会取代燃油汽车成为汽车行业的主流，但是政府知道电力供应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长期以来坚持对火电、水电、核电、风光、特高压、充电桩、综合能源等新、旧基础设施的投资。这种大规模的电力基础设施投资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无论这种发展采取什么形式——打下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坚实基础。
反对利用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的第一大理由是：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两重”“两新”领域存在大量需要投资的项目。例如，把西部大开发同建设中亚经济走廊相联系对于刺激内需、对于加强中国的国内安全和地缘政治地位都具有重要意义。
CF40研究团队测算，未来五年中国至少还有约31万亿元的增量公共投资空间。也有报告指出，仅城市地下管道排水系统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就高达4.5万亿元。不少研究指出，中国在能源、电力、通讯等领域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余地依然较大。7月1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总投资约1.2万亿元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正式开工。这是一个值得热烈庆祝的好消息。
基础设施投资也完全可以同“促消费”的政策结合起来。可以考虑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包括：满足未来消费需求的基础设施，例如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同类型养老院建设、专业陪护人员培训和工资补贴、医院建设、托儿所。这种着眼于未来消费的投资，既有益于弥补当前的总需求不足，又可以提高服务消费占比；不仅可以增加当前就业，而且可以增加未来就业（劳动密集性产业的比重提高）。中央最近提出的“城市更新”又开辟了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重要新领域。
反对利用基础设施投资刺激经济的第二大理由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基础设施项目的特点是“基础性、公益性和长期性”。既然如此，就不能要求公共投资项目自身在短期内取得商业回报。如高铁，根据国铁集团财报数据，2023年以前亏损情况比较严重，但高铁网络的修建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生活，社会效益难以估量。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总需求不足时期恰恰是最大限度发挥这种优势的时期。当经济充分恢复自主增长之后，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逐步退出。
以往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确实存在严重浪费和重复建设等问题。2024年12月国办发布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禁止类项目清单，这类清单十分必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甚至可能滋生腐败。但这类问题是可以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的，不能因噎废食。
本文作者：邹碧颖，来源：财经杂志，原文标题：《余永定：如何提振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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